这种“慢”,后来成为诸多导演处理电影中老人形象的一种方式。无论是阿巴斯·基亚罗斯塔米、萨蒂亚吉特·雷伊,还是小津安二郎、侯孝贤、万玛才旦等导演,他们电影中的老人形象往往都与“慢”的时间挂钩,使影像逐渐走向一种“状态”。如小津安二郎《东京物语》结尾,失去妻子的老人独居家中,轻摇蒲扇,视线向画外望去,若有所思,游走于“物”与“思”之间的物哀之情缓缓流出。同样,侯孝贤《童年往事》中,祖母每日坐在方桌旁摆弄针线,当其离世之后,导演再次拍摄祖母常用的方桌,斯人已逝而静物长留,此刻的方桌俨然代替了已故祖母的在场。在这里,小津安二郎与侯孝贤均以极为隐忍克制的方式处理老人的形象,以固定机位长镜头的形式捕捉不断流动的时间,进而使得影片在此刻构成了一种“状态”。这种“状态”,是剧中人物对于生命、生活本身的思索与反应,在流动的时间里引领观众走向沉思,宛如剧中老人于夕阳残尽中对人生的回眸,让影片增添了一份厚重,生成难以言说的情感,或曰“余味”,或曰“苍凉”。他指出,“最大的变化是环境变化,全球化蓬勃向上、欣欣向荣的时期大家都想向外拓展、向外融合,实现全球的一体化。但当下受到疫情和战争等方面的影响,大的环境是重塑新的正义文化和利益联盟化,分割或者说差异成为当下的关键词。这种变化对于跨文化传播,特别是电影跨文化传播和制作带来非常大的影响,不仅仅是电影的发行或者放映的问题,反过来对于创作、生产产生了强大的制约。”同时,万传法还提到,“这几年中国电影制作人其实已经采取了一个新的方针策略,就是‘向内跨’,这是非常大的变化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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