据数据统计,每隔3秒全世界就会多一位阿尔茨海默病患者,一直以来,电影人总在思考如何从不同视角,讲述阿尔茨海默病的故事。于母亲节前夜,5月12日上映的日本电影《我和妈妈的最后一年》再度表现该题材,讲述了缺失母爱的儿子如何通过目睹一半的烟火,从而理解母亲的故事。电影上映之后出现了口碑的两极分化,一部分观众认为故弄玄虚、节奏拖沓、牵强赴会、剪辑稀碎;另一部分观众却认为真诚细腻、后劲很大。在不少国产影片中,同样会以这样的“慢”去展现老人的状态,由此回眸生活的种种,导演们试图通过自身的创作视角为观众提供思考老年生活的窗口。无论是马俪文的《我们俩》、乌兰塔娜的《暖春》、哈斯朝鲁的《剃头匠》,还是许鞍华的《桃姐》、张涛的《喜丧》,抑或李睿珺的《告诉他们,我乘白鹤去了》、王全乐《空巢·归鸿》等老年题材电影,或多或少暗合了这种逻辑。如在《我们俩》中,女孩去探望房东老太太,画面并不是二人的寒暄和对话,而是展示进门、牵手、落泪、拿东西等动作。在克制的镜头下,最为朴实的动作反而表达了情感,得意而忘言。女孩走后,画面切换为雪景与连绵的树林,长镜头下的连绵森林恰好指向了老人生命的最后归宿——回归于生命的岑寂。在老年题材电影中,导演往往隐忍克制,拒斥过度的煽情,以长镜头的形式展现时间、生命与情感,增加影片的厚重与对生活的沉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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